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以自我爆炸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这令毛泽东黯然神伤，打击非常之大。江青却笑了，因为“枪杆子”林彪集团的自取灭亡，无疑给她的“笔杆子”集团消除了夺权之路的主要障碍和敌手。
于是，在中共十大之后，处心积虑想窃取最高权力的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
但毛泽东没有糊涂，他开始对江青的政治野心有所察觉，对江青开始进行遏制。
毛泽东指责江青是“上海帮”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拒不会见江青。江青无奈只好在毛泽东住处最外面的那道门外边等候。过了好一会儿，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毛泽东写的一封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他对江青重新认识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直至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江青想见毛泽东，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提出申请，在得到毛泽东许可后方可见上一面。
1974年3月24日晚，病重的周恩来强忍病痛，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几乎同时，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厉声呵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
原因就是这份由外交部就中国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的专题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该次大会。周恩来批示同意了，毛泽东也亲笔圈阅了，准备正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
本来江青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今天又看了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
1974年春，专门研究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要出席这次会议。而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实在不能远行。
3月20日，外交部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收阅报告后，随即建议由邓小平当团长、同时由已连续三年出席联大的“识途老马”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
出于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虑，毛泽东又对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此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写报告正式提出为好。
周恩来焦虑万分，他担心江青一伙再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便迟迟不肯住院。与此同时，江青还不罢休，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
王海容、唐闻生在25日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毛泽东的秘书回电话了，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
3月26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江青仍肆无忌惮地发难，并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她俩就认真如实地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是毛主席的意见一说，江青还不罢休，气呼呼地说：
“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知道内情后，非常不高兴。
3月27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尽管如此，视邓小平为“眼中钉”的江青并不罢休。1974年江青竟然在一次有若干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讲话，明目张胆地妄言称：“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有人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
对江青如此的言行，毛泽东是清楚的，也是不满的。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众公开点名批评了江青：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个工厂就不要开了。”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说。语气中透着一种不满的情绪。“钢铁公司”是毛泽东送给邓小平的。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因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上海帮”由此而来。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江青善意地敲了警钟。可是江青不甘心自己的“女皇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破灭。
江青四届人大组阁阴谋破灭
10月17日晚，在讨论四届人大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攻击邓小平。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
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
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做了许多文章。
于是，江青拿着“风庆轮”的材料，咄咄逼人地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沉默。江青又厉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忍无可忍：“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完拂袖而去。
当日晚，“四人帮”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决定派王洪文立即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第二天，王洪文急飞长沙。
当日晚上，毛泽东接见了他。于是，他诬称“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特别攻击了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反而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告诫说“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也就是在18日这一天，江青又把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十号楼谈话。
江青对她俩说：
“主席很快就要在外地会见外宾，有个重要情况请你们在陪同外宾去的时候向主席报告。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和我发生了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了。
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到达长沙，她们向毛泽东报告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达了对江青“四人帮”的不满。
毛泽东立即对她们做了如下指示：“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还不死心，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方案：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
而这个金祖敏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只是上海电机厂的工人、工段长，中共十大期间，突然有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当上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这封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但江青完全没有听进毛泽东的劝告，竟然还托人带来口信，提出要王洪文做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要当党的主席。”毛泽东坚定不移地支持了周恩来、邓小平，挫败了江青的组阁阴谋。
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的口号：“党内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想用“经验主义”影射富有经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们，目的仍是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邓小平立即注意到江青的这个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1975年5月3日，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异乎寻常地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话。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出席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来往的人极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
正因此，5月3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一一打招呼。会议开始后，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两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当着所有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所指的“材料”，是指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的材料。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6月3日先后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也不再由王洪文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了———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迫于压力，江青也不得不写出了书面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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